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的新政推行不到一年，或者说是惩治腐败、反官僚作风专项行动不满一年，大宋朝的百姓精神为之一振，欢欣鼓舞。因为这些天天高高在上的官员总算是有人管他们了，肆无忌惮的官僚主义作风不能那么明目张胆了。朝廷会不时的向公众公布按察使所惩办的贪官，总会引来百姓的欢呼雀跃。尽管百姓并不了解惩办的官员是谁，究竟干了什么，但只要有官员被惩办就额手称庆。
虽然赋税没有丝毫降低，百姓生活没有丝毫改善，辽和西夏依旧不可一世的向大宋发难，开封街头仍然是写诗歌颂、引吭高歌一片歌功颂德的景象。国子监直讲石介所作的《庆历圣德颂》就是歌功颂德大潮中的名篇佳作。
大宋的百姓就这么善良，他们只是希望自己有一口饭吃，一家老小能有所安顿，欺负他们的官吏不要那么凶残，这样就心满意足了。从没有想过，如果百姓能监督朝廷，获得更多的生存自由，会比按察使监督的更有效。
大宋帝国此时的命运总是被远在西北的战事牵动，那里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会在大宋朝廷上激涌澎湃的上演一幕悲喜剧。不久前，监察御史弹劾了在西北作战的三位战功赫赫的朝廷大员，他们分别是滕宗谅、尹洙、张亢。举报事由相同，都是贪污公款。御史台的情报来源于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郑戬的报告，报告他们滥用公使钱。监察御史梁坚向仁宗皇帝上奏了措辞严厉，数据上做了无限夸大的弹劾报告。因为御史台有“风闻言事”的权力。
风闻言事，是指不需要任何证据、数据，就可上报弹劾。这种特权的设置是为了让他们不被取证的困难所阻碍，但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负责任。公使钱主要是用于公务招待的费用，通常是用于宴请过往官员。这类费用的使用最容易出事，使用的随机性强、难以提前策划、记实容易遗漏、费用标准难以统一都造成了这部分经费管理的难度大。问题最严重的发生在滕宗谅身上，弹劾他滥用公使钱六十万贯。按察使查案就要秉公执法，有举报就必须要去查实，可不管你滕宗谅、尹洙是不是战功赫赫，是不是在推行改革派。
滕宗谅和范仲淹一年中进士，是同年。范仲淹在兴化县修海堤时就是他这位同年和他共进退支持他，在范仲淹丁忧期间主要由滕宗谅主持建设工作，并最终成功建成，仍署名“范公堤”。他们既是政治宦游沉浮的同伴，又是西北战斗中的战友。庆历四年，向改革派“开炮”最猛烈的方向竟是滕宗谅，这实际是一个信号——剑指范仲淹，也就是直接针对改革。
范仲淹、欧阳修都深信滕宗谅的品质，极力保护滕宗谅，要求派出调查组入驻陕西路专案调查。根据检举线索，庆历二年的“定川寨之战”，西夏大举进攻，大将葛怀敏战略失误，宋军全军覆没，葛怀敏战死。陕西各地的堡寨震惊，滕宗谅当时守泾州，手中兵少，他只能招募大量厢兵守城。又招募了一些勇敢的侦查兵，及时收集情报，使得各临郡联动，与范仲淹带领救援的蕃兵顺利会师，击败了来犯之敌。在战役失败的大环境下成功的打胜了泾州保卫战。
滕宗谅使用了公使钱，犒赏了战斗中勇猛立功的将士，抚恤了战斗中阵亡将士的家人，使边疆局势快速稳定下来。按说事实很清楚，只要正常结案就大白天下了，滕宗谅还可能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敏锐的滕宗谅发现，此次举报并不是几十万公使钱使用违规这么简单，除了剑指改革派内部，他们还要把范仲淹战斗过的地方——陕西四路挖个底朝天。调查范仲淹、韩琦等人曾经的下属、曾经的部将、曾经的上级，把时局彻底搅浑，才能逐渐找机会把范仲淹等人清理出朝廷。这是反改革派的一次绝地反击，用反腐的手段打击反腐式的改革。反腐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
范仲淹手中拿着滕宗谅记录的账本，目光凝重，他又被带回了几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战场。账目上那一串串名字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如今他们都已经远去了。范仲淹看到这串名字，似乎又回到那时那地，和他们在一起。他轻轻的抚摸着这个账本，泪水不禁从眼中流下。滕宗谅感同身受，把目光移开没再去看他。
范仲淹说道：“明天把这个本子交给调查组，一切都结束了。只是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个名字罢了，只有我们看到过他们沾满鲜血的脸庞，听到过他们嗷嗷待哺孩子的哭声，感受过他们白发苍苍老母的悲切。”
滕宗谅道：“此事蹊跷，不可不察。御史台拿到账目表会做什么呢？阵亡抚恤原本就没有统一标准，官员款待也没有明确标准，御史台也没有可纠察的。”滕宗谅接着说道，“他们就是为了纠查而纠查，必定会节外生枝。我担心会破坏了西北边疆稳定的大局。”
范仲淹说道：“如果御史台拿着这本账去西北四路，查禁军、厢军、堡寨官员、番部、边民家属，那就乱成一锅粥了。到时人人自危，惊慌失措，再被各种利益党羽所利用，到那时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滕宗谅道：“足下所言正是我担心的，范公、韩公、尹公都是西北边事的重将，都与西北事务休戚相关。况且边寨不稳，大宋危矣！烧掉记录，此事就此了结！”说着就把账本送到了灯上，火光突然明亮，照亮了整个房间，照亮了滕宗谅和范仲淹的脸庞。
“不！不可！”范仲淹快速起身，想抢出账本，但账本已经熊熊燃烧，逐渐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