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下朝后，仁宗皇帝和欧阳修在文德殿闲聊《新唐书》的事。一杯茶尽，仁宗皇帝正准备走，欧阳修突然起身，向仁宗皇帝拱手。此时的欧阳修在馆阁中的任职是史馆修撰，这是馆阁中的高级职务。史馆的名义最高长官是兼修国史的次相，而通常中书的宰相公务繁忙，史馆修撰或直史馆即为史馆的实际最高长官。

　　欧阳修道：“如今《时政记》、《起居注》已经缺失严重，诸司文字更是全无上报。”

　　仁宗皇帝自是知道原委，但还是故作惊诧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欧阳修也一本正经的回答道：“康定年间就开始缺失了，宋夏用兵这等国家大事都全无记载。”

　　《时政记》与《起居注》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国家大事史料汇编。《起居注》由秘书省的史馆馆职负责编纂。专门记录皇帝上朝听政、布置工作等政务事件的过程。编写《起居注》的官员全程跟着皇帝，如实记录。但有时皇上要和中书、枢密院的高级官员商量军国大事，编修官不便参与记录，这时就由当事的“两府”高官把会议纪要亲自记录下来，即为《时政记》。

　　仁宗皇帝问：“此项工作为何缺失如此严重，是人员配备不足吗？”

　　欧阳修道：“所托不当是其一也。更重要的是，自古人君不自阅史。而本朝编修官一旦成文字，先由陛下您过目，凡事有讳避，只要您不爱看的，编修官也自然不会写了。”

　　仁宗皇帝问：“卿以为如何？”

　　欧阳修道：“臣窃以为，王安石、司马光二人品行端正，不计私利，可堪此任。”

　　事实证明这个编修官虽然官职品阶高，但没人愿意干。遇到皇帝不喜欢的内容，不如实写，在青史留骂名；如实写，皇帝不高兴。皇帝不高兴贬谪都是福报，身边的同僚们都各种提拔，你原地不动不说，还各种考核你、为难你。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品行端正，但也不能把品行端正的人当傻子用，傻子也会反抗。明明是制度的问题，非要靠人去解决。

　　差吏拿着任命敕书给司马光送去，司马光不受。差吏硬塞给他，他又塞回去。如此往来了五次，差吏受不了了。

　　差吏说：“尝闻先生十年前任史馆检讨，怒斥时任史馆修撰的孙抃，对其‘国恶不可书’的观点深不以为然。莫非先生只是严格要求别人？”不得不说这位差吏很厉害，用司马光之言直击司马光的痛处。

　　听到这话，司马光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司马光心里清楚，《起居注》不同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有选择的写前朝事给当今皇上看，《起居注》要如实写当朝事给当今皇上看。这可不是一件一般的苦差事。

　　差吏到了王安石那，故伎重演。以至于差吏放下任命敕书就跑，还被王安石又追了回去。如此七、八回。

　　王安石说：“让我去一个州、军任职吧，我不在京城里待着了，只要能不修《起居注》！”

　　差吏道：“我不敢抗旨。”王安石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

　　差吏回到宫中，向仁宗皇帝讲起送任命敕书的场景，仁宗皇帝哈哈大笑起来。从这时起，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了一份共同的工作，同修《起居注》。

　　嘉祐六年（1061），仁宗皇帝在时隔二十六年后，又举行了一次赏花钓鱼宴。赏花钓鱼宴始于太宗雍熙元年，上一次赏花钓鱼宴还是在景祐三年（1036）。由于西夏李元昊叛乱，大宋不断向西夏用兵，这项活动就中止了。宴会会邀请“两府”、“两制”、“三馆”主要官员于后苑赏花、钓鱼、赋诗，遂宴太清楼。

　　赏花钓鱼宴是官员“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喝酒、唱和、钓鱼间这些官员们可以好好熟络一下，日后可以互相“表扬”。参加宴会的每一位官员都发有一个金盘子，将鱼食装入其中。这实在是太气派的垂钓了，但王安石一个人静静的，既没有加入热烈的推杯换盏的交流活动，也没有享受垂钓的宁静。他望着这个精致的盛鱼食的盘子发呆。看这分量无疑是纯金的，背面楷书篆“嘉祐五年将作监制”，精美的莲花瓣纹装饰。他想起了刚刚离世的王令的那首《饿者行》中“高门食饮岂无弃，愿从犬马求其余”——一个饿的奄奄一息的人，在雨雪天踉踉跄跄的走到了一个高门大户家门口，等待着屋里人倾倒剩饭，希望能以富人家的犬、马吃剩下的饭食充饥。现实与诗情的强烈对比在王安石心中激烈的碰撞。

　　此时的仁宗皇帝已风烛残年，听力、视力都已经非常差了。他小声的在欧阳修的耳边问：“那个就是给朕写《言事书》的王安石吗？”

　　欧阳修道：“正是。此人孤傲，也不太近世俗人情。”

　　仁宗皇帝道：“卿与富公多年前不也是这样吗？范文正公啊，朕思念你啊！”说起欧阳修和富弼，老皇帝又联想起了和他们一起开创“庆历新政”的范仲淹，不免又伤感了一番。

　　欧阳修道：“陛下创清平之世，是大宋之大福祉。”

　　仁宗皇帝摇摇头：“朕老了，但朕知道大宋的危机在加剧。王安石的《言事书》朕仔细读过，都是实情。介甫是大宋的经世之才啊！”

　　欧阳修道：“那陛下……”

　　仁宗皇帝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了：“朕老了，朕老了……”

　　赏花钓鱼宴后不久，王安石应召试知制诰。王安石从此成为了大宋的“两制”官员，再也不用去给老皇帝写《起居注》了。

　　大宋的“两制”官员为“内制”翰林学士知制诰，“外制”中书舍人知制诰，为皇帝拟诏书。大宋前期的中书舍人为寄禄官，不实任其职。在中书的制敕院内设舍人院，另以他官任知制诰拟外制。以他官兼任者，称为兼直舍人院。知制诰、直舍人院都是代行中书舍人拟外制之职。这是大宋名副其实的高官，通常都是宰相的后备人选。

　　仁宗皇帝老了，他能看到大宋的危机，但他改不动了。自“庆历新政”后，老皇帝都慎谈改革。老皇帝和当年一起推行“庆历新政”的老臣都陷入了是进行理想化社会改造，还是渐进式改造社会的沉思。如果对比是追求幸福，还是减少痛苦？那一定是减少痛苦更为迫切。

　　但真的有渐进式改造社会的良方吗？如同人已经病的奄奄一息了，不动针药火石进行一番手术，让他去强身健体、食疗进补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