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书省里两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分别是首相曾公亮、次相富弼。曾公亮在中书省多年，但他始终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便做了宰相也没有丝毫缓解。这种压力正是来源于性格强势的首相韩琦。正因为此，曾公亮总是站在韩琦的对立面王安石一边，倒不是有多真心支持王安石的主张，只是处心积虑的扳倒一直压制着他的韩琦罢了。然而，自己当了首相，曾公亮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发现皇帝现在根本不听这些“老朽”宰相的了，只听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富弼也发现了朝中的局面，隔三差五的请病假，也许是眼不见为净。此刻，朝中的宰相已形同虚设，然而神宗皇帝对此无动于衷，因为他的心中已早有算计。中书原有的三位参知政事唐介已被王安石“气死”，赵抃遇事没有主意，被王安石牵着走，喋喋叫苦。只有王安石虎虎生威。此时的政事堂被老百姓戏称为“生、老、病、死、苦”。受上级赏识，本人又生龙活虎，王安石基本营造出了主导改革的环境。
一日，神宗皇帝问王安石：“卿曾说当务之急是变风俗、立法度，那只是手段，改革目标又是什么呢？”王安石不假思索的说：“变风俗、立法度本身也是目的，但最终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这个回答直击神宗皇帝的内心，因为有“富国强兵”四个铿锵有力的字。可令君臣二人没想到的是，这一问一答却成为了大宋王朝的“向左向右”。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这种观点深不以为然，他认为什么时候的国家治理都不是靠法度，而是重在“择人”。而且持这种观点的是朝中大部分人。
司马光对神宗皇帝说：“法律是人制定的、人执行的，如今出问题不在法，而在人。秦聚六国之财物，国不可谓不富，长城延绵万里，兵不可谓不强。为何二世而亡？因为‘富国强兵’动摇了‘民生’的国本。”神宗皇帝默不作声。
如今神宗皇帝的耳朵里只容得下“富国强兵”，其他的什么也听不进去。大宋朝一直被积贫积弱所困扰，“富国强兵”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实在是太具诱惑力了。
王安石面向司马光说：“富国强兵，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究竟有什么错？何至于紧张如此！”
司马光冷冷的说：“那百姓的利益在哪？人民的利益又低于谁的利益？”
面对这么犀利的问题，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都无心继续和司马光争论下去。之后，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对话都有意避开司马光的眼神。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都认为司马光与自己道不同，而司马光逐渐的心灰意冷，渐渐淡出他们的讨论。
神宗皇帝又问王安石：“西夏边患是大宋的剧痛，怎样才能有足够的实力应对？”
王安石说：“重组一支机构，避免谁都管，谁都不管。打击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财富，使利出于一孔。您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一句“使利出于一孔”不知道让多少大宋文官脊背发寒，这究竟是利国还是误国？“一孔”除了朝廷还能是哪呢？朝廷的责任是给百姓一个太平的环境，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如今却让百姓创造的财富都归于朝廷，这不是掠夺又是什么呢？这让许多官员不禁咋舌。
但这很合神宗皇帝的意，神宗皇帝说：“确实如此，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少之又少，怎么能推行的动呢？”
王安石说：“人才难得，更难识别。在改革的队伍里混杂着几个败事的改革还怎么推行的下去？”
神宗皇帝说：“一个人败事就难办了，还‘几个’怎么能行！设置一个组织机构，位在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之上，名‘制置三司条例司’主持改革工作。”
神宗皇帝年轻，没有从事过改革甚至改良。王安石满腹经纶，只可惜古圣先贤都是从道德出发去评议商鞅、晁错、桑弘羊、王莽等等的历次改革，却没有对改革进行科学分析。既然神宗皇帝的旨意是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迫于“制置”的威严，虽然大多数官员都对此心存不满，但也都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议论了。
不能公开议论，但不能阻止朋友间喝酒。刚刚丁忧期满回京的苏轼现任登闻鼓院判官，老友章惇风尘仆仆的来看他，当然也是为了给老友庆贺一下继娶了新娘王闰之。苏轼在眉州老家就听说了章惇的事：经欧阳修举荐，章惇得以召试馆阁，考试也考过了，但御史蒋之奇弹劾章惇生活不检点，进入馆阁的事只能作罢。如今苏轼已经是馆阁的高级文官——直史馆，而章惇还是武进县知县，仅仅有一个著作佐郎的京朝官的官阶。对此，章惇只是哈哈一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但这也没出乎苏轼的意料，因为在苏轼的眼中章惇便是所挟持者甚大，其志甚远的人。二人官职的差距并没有影响到二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推杯换盏之间，二人又开始议论朝堂上发生的事情。章惇说：“德治与法治本是相辅相成，法制也是归宿，但法治不是目标，而是过程。法制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人也在法，法不科学也实行不好。”章惇内心是支持变法的。
苏轼并不是反对变法，他是不赞成神宗皇帝和王安石为变法而要排除司马光等持不同意见的人，苏轼说：“法不好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让反对派参与制定，变法派一意孤行，一定会漏洞百出，反对派能将法执行好吗？一套好的新法令是变法派和反对派共同完成的。”
章惇也赞同苏轼的这个意见：“达成最广大的共识，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改革参与者的意见，这才有可能进行一次好的改革。可惜陛下和介甫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看到的是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平时为了各自的利益你争我吵，各自为政互不配合的模样。”
苏轼说：“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有什么错？连自己的利益都不顾的会顾及全天下的利益吗？统一和保护这些利益不正是立法之精神吗？可惜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去建设了一个凌驾于各部门之上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司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全体百姓的利益就看这个司的司长有多接近‘神’的觉悟了。”
给“制置三司条例司”选拔官员就成了一件难事。王安石的首选是人品学识俱佳的正人君子刘恕。刘恕已和司马光共同修《资治通鉴》多年，二人在政府是否应该理财的问题上高度一致。王安石还是考虑到反对派的意见应该保留，并得到充分的研究。但刘恕坚决的辞掉了这个职务：“我本就不识金谷之事，佐明主不应以财用为先。”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让大宋朝的文官们只要理念上有分歧就不能合作。他们心中给自己高筑的“气节”光环，远远高于为朝廷、为百姓贡献自己的才智。
关于理财不能不发表意见的是张方平，只是无奈回老家丁父忧去了。苏辙去看他，二人不免对朝廷理财的事讨论了一番。张方平不赞成王安石的理财方案，并不是因为个人成见。在张方平眼中司马光也不过是碌碌平庸之辈，不足与谋。
张方平说：“以司马光为首的大部分文官都不赞成政府理财，可惜他们的立论也不够深刻，只是在古圣先贤的道德文章上泛泛而谈，论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不应和钱财有干系。然而，朝廷没有钱怎么用度呢？司马光并没有发现王安石理财的弱点和弊端所在。”
苏辙说：“但陛下不应把司马光等人排除在外。两派辩论，互相从反对意见中抽取出合理成分是好事。”张方平点头表示赞成。
苏辙又说：“王安石强调社会公平，打击地主豪商，保障中下层民众，把社会中上层的财富收归朝廷。初看这很公平，但又能察觉这其中有问题，可问题出在哪呢？
张方平说：“这正是司马光没有一针见血指出的。自由要先于公平，只有自由创造的公平才是百姓认可的、社会的真正的公平，没有以自由为基础的公平，是以公平为外衣的专治。”苏辙很赞同张方平的这个观点。
张方平说：“我主三司多年，深知政府需要钱，但不赞成政府直接参与经营。政府强大的行政力量可以破坏一切市场规则，使得其他任何经济力量都失去活性，毫无自由、公平可言。政府配置资源要用‘看不见的手’，少用‘看得见的手’。”
苏辙这才明白，张方平的见解要比司马光深刻的多，问题并不是政府需不需要考虑钱，而是要分辨行政和经济之间的界限。归根结底还是大宋的这些文官们始终就是文人，终究没有能成为学者。他们似乎就是被锁链紧锁的奴隶，只能终日面朝洞穴，沉思洞壁上的光影，而无法领略洞穴外广阔的世界。
朝廷上的“君子”都离“制置三司条例司”远远的。枢密副使陈升之就没有那么“君子”了。他看见王安石得势，就主动要求作为枢密院高级官员代表和王安石共同执掌“制置三司条例司”。借此，让王安石推荐他做宰相，等他成为中书的宰相后看到反对新法的人很多，就转身站在了反对派一边，反对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样的政治投机者在王安石的队伍里也不少，他们完全没有政治立场，只要对自己升官有利的事他们就去做，怎么有利怎样做。
值得庆幸的是大宋的这次变法，虽然革新派与反对派里都参杂着只顾自己私利的小人，但革新派和反对派的主导者都是人品高洁、性格坚毅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