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末，享国二百多年的老朱家穷得叮当响，其中问题多多，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藩王问题。

　　分封藩王，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通用制度，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也沿用了这一制度，从目的说，正如朱元璋所说：“以藩屏帝室”，就是用藩王权力来巩卫中央。

　　但朱八八脑袋犯抽的一点，就是给予藩王的权力太多，明初时的藩王，个个重兵在握，在地方上，军权财权一把抓，可谓是藩王们的“黄金时代”。

　　作为藩王叛乱的胜利者，永乐皇帝朱棣，对于藩王拥兵的危害，自然感同身受。在坐稳了皇位之后，除了清算建文帝旧臣外，他大张旗鼓做的另一个事情，就是削藩。其实削藩这件事，早在建文帝当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办，不但当时的朱棣被恶治，其他诸如周王，代王，齐王，不是被削去王号，就是惨被关押。而在朱棣登基早期，为收拢人心，对这些倒霉王爷们，也曾大力安抚。朱棣杀进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给藩王平反，之前被建文帝修理过的藩王们，大都恢复了爵位。另外还有优待，不但提高藩王们的经济待遇，还提高王府官员的品级。封赏也很大方，比如对周王，一即位就赏赐了两万多钞。接着周王过生日，更又送了大批财物。他那时对藩王“倍加恩礼”，真如春天般温暖。

　　当然，正所谓：“雷霆雨露皆君恩”，雨露一过，雷霆就来了。

　　早在对藩王无比恩宠的时候，朱棣就已经行动，在各位藩王的身边密布眼线，严密侦测一举一动。而且这帮藩王们，除了少数人，大多数都劣迹斑斑。罪过不难找，就看时机，枪打出头鸟，最先倒霉的是宁王朱权，早年宁王坐镇北疆，手握重兵，一个不留神被朱棣挟裹着造了反。事后朱棣也很关怀，也把宁王迁到南昌，说是给他个经济富庶的好地方享受，其实是监视起来。随后就百般找茬，气得宁王闲暇时常有怨言，结果又被朱棣知道了，立刻派人搜查，虽然没找出什么证据，但明白利害的宁王，就此吓得不轻，从此沉迷鼓琴诗书，绝口不提政事，总算躲过一劫。

　　经过朱棣一番动作后，明初几位势力极大的藩王，都被削得损失惨重。而边境上的藩王们，更大多被迁入了内地。比如辽东，宣府等边境地区的王爷，更几乎无一幸免，哪怕保留爵位，也要挪地方。这样的后果，一是巩固了中央权力，但更深远的后果，作为边境重地的辽东地区，防务大为削弱，从此都要靠当地部落镇守维护。后来努尔哈赤的起家，这时起就挖了坑。（不过老野猪皮现在算是废了）

　　在朱棣以后，明朝对藩王的禁令越发严苛，甚至藩王们不但不能与官府结交，更不许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的行业。连出城郊游都要被监控。至此以后，所谓位高权重的藩王，大多成了一群锦衣玉食的高级囚徒。朱棣的削藩，从效果说，是立竿见影。之后明朝虽然也发生过藩王叛乱，但几乎每一次都被迅速平定，从没闹出过“靖难”那样的大折腾。而藩王们的生活，也从生下来就注定：只要不乱说乱动，生活还算美好。

　　但要饲养高级囚徒，花费就多，从财政开支上来说：亲王的固定工资，即禄米，每年就有一万石，郡王是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其他的各类爵位，更都有数额规定，累积下来，本身就是个天文数字。另外还有每年不固定的各色赏赐，有时候甚至比固定工资还多。

　　而对于藩王来说，政治上没自由，吃饭穿衣受限制，但生孩子的自由，却是绝对有，大多数的藩王，都是逮着机会可劲生。生了就要给待遇，世代繁衍下来，人数滚雪球一样增加。就拿《天潢玉牒》里的记录说，到了嘉靖初年，明朝的宗室总数，就比明初膨胀了上千倍。万历年间，总数长到三十多万，明末天启年间，更有六十多万。

　　除了这些固定的财政补贴外，各地的藩王们，其实也都生财有道，搞政治没前途，搞经济挖国家墙角，那是各个都有一套本事。最固定的办法，就是“钦赐”，就是向朝廷讨要土地。在明朝中前期，比如宣德，正统年间，明朝赐予藩王的土地，通常都是几十顷，到了明朝中期，就有了几千顷，至于福王同志，万历皇帝一次性就给他四万多顷。

　　即使如此，藩王们还是不消停，大多数藩王，一辈子都在想尽办法发财，通用的招数，就是侵占民田。侵占民田的招数，也有好几种，一种是造假，就是故意把看中的好田地，勾结官府指认成荒地，求得朝廷赐予，然后强行侵占。另一种叫“投献”，就是很多交不起税的小民，自愿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以此来逃避税赋。如此一来，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也就越演越烈。

　　再加上藩王下面的子弟们，乃至子弟的亲眷们，七大姑八大姨，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属，都敢巧立名目要赏赐，大明国库能不穷吗？

　　朱由校此次借着郑贵妃来召回福王，一是惩治这个贪得无厌的混帐，二是用福王当块敲门砖，收拾这群藩王们，要知道，抄一个福王就让快递小弟实力大涨，全国的什么什么王几百个，他们足够让大明国库肥得流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