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李成梁的纵容，老奴想崛起是不可能的。”

　　“而统一建州女真，是老奴崛起的第一步。”

　　“明朝对女真人的策略就是分化瓦解，与蒙古人一样，不使其统一。”

　　“但李成梁却任由老奴坐大，养寇自重的结果就是养虎为患。”

　　朱翊钧不知道李成梁现在是否已经有了这样的心思。

　　但辽东要引入其他镇将，不使李成梁一家独大，却是他已经做出的谋划。

　　“希望戚继光能为朕推荐强将，改变辽东的战争格局。”

　　朱翊钧一直工作了近两个时辰，才把辽东情况基本搞清记住。

　　如此一来，明日宣召李成梁父子，便能言之有物，直指要点。

　　“有点乱，还是自己不太熟悉这段历史。但询问李成梁父子，应该就能搞清楚。”

　　朱翊钧已经准备用十年时间，将辽东打造成稳固的基地，以应对抗倭援朝。

　　如果李成梁只是战功卓著，但却不能完成这个目标，也不会得到重用。

　　甚至于，朱翊钧已经有了调离李成梁，另委大将前往辽东坐镇的想法。

　　久镇一方的弊端就是容易形成山头主义，朱翊钧对于历史上出现的辽东将门军头是深怀警惕。

　　其实，明朝出现将门是不可避免，皆来自于军户制和武官世职制的痼疾，造成了阶级的固化。

　　什么军户、匠户、倡优等等，几乎都是世袭的职业，能够在后天加以改变的人不多。

　　所以，祖辈从军，自己在军中还能得到照顾和提拔，代代传承，将门自然也就应运而生。

　　比如李成梁家族，还有与李家并称的“东李西麻”的麻家，出色人物是麻贵。

　　还有武将联姻，就又形成了另一种依存的关系。

　　比如麻家，联姻对象就是马芳家族。

　　马芳家族也是将门，马芳是嘉靖年间明军第一高手，有“勇不过马”的赞誉。

　　而且，大明内部名将排名谱，马芳的名声还在“俞龙戚虎”之上。

　　因为祖上传承，以及联姻而成为将门的。

　　以后还会有祖家和吴家，代表人物则是祖大寿和吴三桂。

　　所以，朱翊钧现在只能是暂时承认现状，并通过不断的改革，来逐渐杜绝根源。

　　“武举也是选拔军官将领的一个途径，只不过，在军队中没有根基和人脉，很难冒头出彩儿。”

　　“而且，如果没有退出机制，也没那么多官职可授。”

　　朱翊钧在越来越了解大明军政财经吏治的种种弊端后，恼得直挠头。

　　明朝实行武举制度，本来是为了收民间遗才。

　　所谓“延揽英雄，广储将帅”，内可平定叛乱，外则抵御外侮。

　　但从武举产生之日起，武举的选将功能就并不显著。

　　武举出身者不仅授职低卑，且常常淹滞，其推用之途颇为不畅。

　　而且，明朝对武举的授职不规范，低级武官出身的武进士一般只授予幕职及守堡等职。

　　三科武举的推用更不待言，而武举人例不授职。

　　所以，武举群体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影响力相当低微。

　　嘉靖间，武举仕途停滞的现象就开始增多，大量武举候缺待职。

　　而武举三年一行，旧科还未推尽，新科已开始淹滞。

　　以至于，“武科谒选者往往淹滞至一二十年”。

　　万历八年，兵部就指出了武举停滞，难以推用的现状。

　　当年仅执籍待推者就达一百八十余，武举的停滞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武举设科本以取将，若只选不用，武举也便失去了其设立的意义。

　　而武举推用艰难，许多出身武举之士待补京师，经济负担沉重。

　　因为在武官的推用中，明朝尤其重视对世职的推补。

　　武官推补的原则一般为“首重世职，次及武科，原不滥及白徒”。

　　但明朝又开纳级之例，而内官、戚畹等常常奏讨、乞升、恩荫其子侄等亲属为武官，

　　到了正德年间，武官人数已增长到了十万。此后，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

　　所以，朱翊钧认为必须形成退出机制，使新旧交替正常进行。

　　这样才会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也不使无能之辈尸位素餐，占着坑不拉屎。

　　而且，朱翊钧并不只是想扩大武举来多方面选才，而是要建立军校，武举就是第一批学员。

　　当然，他得是校长，给军校学生加个“天子门生”的头衔，在军队中也能好混一些。

　　这还是开始，以后要不断地抽调各地的军中将领，到军校进修。

　　一是学习和进步，跟上世界军事发展的潮流；

　　其次则是毕业后的调剂分派，尽量打破山头主义。

　　陆军军校是第一步，以后还要建立海军军校，推动大明军队向正规化、近代化的转变。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朱翊钧命陈矩退下，慨叹着又拿起工部的奏疏。

　　在京城搞房地产也不能全部面向商贾和富豪，也要照顾到低收入群体。

　　没错，朱翊钧要工部调查京城内的贫民窟，要进行棚户区改造。

　　简单地说，他想盖屋建房，作为廉租房来惠及百姓。

　　在洪武年间，太祖曾在南京建屋两百多间，用来给无家可归者居住。

　　后来，太祖又下令全国推广。

　　曾经要过饭，太祖对乞丐的苦，深有体验。

　　但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巨大的开销使得地方叫苦不堪。

　　因为可行性不高，最终不了了之。

　　到了永乐迁都，为了迁徙人口，使北京尽快繁华起来，才算是正式推出了“廉租房”制度。

　　当时称之为“廊房”，在京城按照所处区域分为大中小三个档次。

　　“大房”盖在北安门、宣武门、海子桥、钟鼓楼附近，共有四百四十三间；

　　“中房”盖在西直门内，共有二十九间；

　　“小房”盖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附近，共有三百二十九间。

　　可以看出，“大房”都盖在繁华区域，“小房”在偏僻区域，而“中房”介于二者之间。

　　租者三月交一次房租，租金也分三个标准。

　　如果换算成后世的货币，“大房”月租一百七十四元，“中房”一百二十元，“小房”一百一十六元。

　　便宜不？若是在后世，那些北漂族不得乐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