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机凭借着赵公明的联系地址和钥匙，是顺利回到了赵公明参加项目后租住的小房间。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本有点陈旧的日记被摆放在小房子窗边的小桌上。

　　赵无机疲惫地坐下，随意地翻看起来。

　　“我是从小生活在西北一个国营水泥厂家属院。这是一个以厂子为中心的封闭“独立王国”，医院是厂里建的，学校是厂里开的，校服上是厂里的logo，幼儿园大合唱唱的都是厂歌。

　　这个厂是上世纪产物。当时为了解决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国家在老工业基地东北以外的西安、兰州、包头等城市建设了上百家厂子。我家这个厂建在甘肃偏僻镇子上一个荒无人烟的土坡，建成不久后，实现了水泥窑技术突破，成千上万吨的水泥运向全国各地。

　　放在共和国历史上，这是一批奠定了国家工业基础的厂子；而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生活空间。

　　厂里的俱乐部在此挺立了半个多世纪，承包了影院、礼堂、球场、阅览室等等功能。

　　外表无奇，但内里就很多与地方格格不入的东西。

　　首先是语言，因为汇集了不少东北工人，厂里流行一种东北味普通话，初中才惊奇意外地发现同学们说的居然是本地方言。在这所厂外学校，即使大家同在一个小镇，依然深深感觉到莫名的孤独。

　　讲回我们厂区家属院，它分为南北两部分，中间由一个天桥连接，走路需要二十来分钟。天桥下面是当地牧民和他们的奶牛的领地，我和发小们有时会背着家长偷偷下去，为漫山的牛粪和土砖下藏着的蚂蚁蛋兴奋半天。

　　我家在厂区北边，天桥下人行道的另一侧，是一片用来隔离工业粉尘的白杨树林，我和发小曾在树林里种下几棵白杨树，希望它能长成大树。可惜后来被奶牛吃了。厂区南边居民楼更多也更繁华，有学校、职工医院、俱乐部、灯光球场、小市场。

　　在厂这里，大人们要么来自隔壁车间，要么是楼上楼下，一个小孩他爸妈是谁，做什么的，家里有过什么风流往事，大家都门儿清。

　　即使不认识，一翻厂区通讯簿，也能联系上。

　　通讯簿上，按姓氏排列，所有职工的手机和座机号都有。

　　在我的成长记忆里，厂区在通信上一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比如社会上流行小灵通，厂里就发小灵通，社会上流行手机，厂里就发手机。

　　我读三年级时，有一次不小心拿错别人的作业本，妈妈翻开这个通讯录，靠盲猜对方家长的姓名，打了一通电话过去，对方家长就骑着自行车，一路风尘仆仆来取回本子，一点没耽误家里小孩写作业。

　　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说楼下来了新邻居，随后就看见一个小女孩躲在她奶奶身后探头探脑。

　　后来我和这个小女孩成为了同班同学。

　　每年大年初一，我们先敲响对方家的门，看看彼此的新衣服。

　　秋天胡杨落叶，我们一起用落叶根茎玩一个“扯牛筋”的游戏。

　　可惜后来的我们是选择了不同的人生。

　　今年过年，我去发小家做客，她的家人依然能叫得上我姥爷的称号：“刘工”，并激动补充，“你姥爷和她爷爷埋在一起哩！”

　　虽然大过年的，听到这句都有些悲伤，但这确实道出老一辈厂矿人的生活轨迹：在职工医院出生，在子弟学校上学，如果没考上大学就继续在上技术学校。

　　毕业后回到厂里工作，最后在厂里的太平间结束一生。

　　最终和熟悉的工友埋在同一个熟悉的山头。

　　厂区生活也有过非常快乐的时日。

　　每天早晨厂区会播放纯音乐，虽然不知道曲名，但爸爸很喜欢弹唱那些歌。

　　后来厂子飞速发展，上市融资，肥皂、洗衣粉、手套多到用不完。

　　电影院、书店、球桌厅里总是人满为患。

　　厂里一度都有声势浩大的烟花表演。

　　那至今仍是我看过最热闹最炫目的烟花表演。

　　在这个欢乐的世界里，就连住在天桥桥洞里的牧马人每天拉着架子车到厂里捡垃圾时，也是笑容满面的。

　　不论什么样的人，都能在厂里谋得一份差事养活自己。

　　厂这里连“较量”都是简单的。

　　读小学时，学校里分帮派，南边的是一帮，北边的是另一帮；走干净安全的天桥的是一帮，走桥下尘土飞扬大马路的是另一帮，大家暗自较劲的，不过是谁走得更快，更早进到家属院。

　　赢一次，就能沾沾自喜很久。

　　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真实的痛苦曾经是隐而不露的：比如小时候，有次出教室，看到空中漂浮着白色片装物质，我们以为是雪，但经验老道的老师们知道，是工厂污染，叫我们赶快跑回教室。

　　还有一年，厂里很多人都说，一位工人高空作业，掉进矿坑。真实情况不得而知，大家只看到，第二天家属院前来了很多黑色小轿车，听说是领导来谈赔偿了。

　　后来，和所有那些曾经地处偏僻庞大的厂矿一样，属于我的故事也开始走向完结。

　　子弟学校收归当地教育局，学校的牌匾换了，名字换了，校服换了，几代人的职工家庭陆续搬走，去县城，去省城，所剩的人越来越少。

　　从五湖四海来的人，最后又回到五湖四海。

　　我们全家也搬到了距离厂区很远的一个城里。

　　进入新学校，新生介绍时别的同学都说自己来自某市某县某区，我说我来自“某某厂”。

　　为了融入大家，我尝试过和大家一样说方言，但都失败了。

　　我说得太不标准，自己别扭，别人也听不懂，最后索性破罐子破摔不说了。

　　学校里的几个小混混为此“约谈”过我，“你怎么总是说普通话，别装逼行不行？”。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明明是在自己的户籍地，我却像个异乡人。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作为厂三代的我，作为最后一代厂矿子弟的我，无可避免开始流浪而成了一个孤独人。

　　和前两代不同，成年后的我做了一份完全和厂矿没关系的工作。

　　后来还开启了在广州、BJ的漂泊生涯。

　　因为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极少有人能辨识出来我来自哪里，就像我从来不知道故乡到底算哪里。

　　近几年，我像柳絮一样漂到哪就适应哪。

　　学了一些时髦的话，说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但事实上，那是因为我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没什么归属感。

　　我心里没有真正融入过任何一个地方。除了那个在地理位置上属于甘肃某个山坡上的厂区家属院。

　　很多甘肃人在春节返乡后，都会晒出一碗牛肉面。

　　我也曾试图在牛肉面身上建立我的怀乡之情，但发现很难，毕竟牛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而我既不爱吃面，也根本不能吃辣（红）。

　　我对牛肉面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在餐馆点面，忘了叮嘱不要放辣，结果被辣得当场痛哭流涕，连衣服上也被溅了不少油点，吃得非常狼狈。

　　此后，我非必要不约人吃牛肉面。

　　我常常羡慕那些能用一顿牛肉面抒发乡愁的人，他们是真正有故乡的人。他们从小在这里长大，会说地道的方言，即便街道景致年年在变，但生活方式不会变。而我熟悉的生活方式，早已随同厂矿大院消失不见。

　　有个春节，发小们回厂区聚聚，发现母校的楼没了，四合院变了色，以前总是举办歌唱大赛、篮球大赛的灯光球场也没人了；热闹红火了几十年的小卖部小市场都拆了；广场前的地灯也不知道被谁砸了。

　　熟识的领居不在了，坐在旧门前的都是陌生面孔。

　　盯着我们，让人不自在。

　　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永远变成了外来者。

　　这让人思维陷入平行时空：难道我们经历过的那些，都是假的吗？

　　当然不是假的。

　　后来我发现，全国还有很多人经历过这样的“平行时空”。

　　导演林鑫曾用整整三部纪录片，记录下了同时期项目的一系列故事。

　　有一种故乡，叫做“咱们厂”。

　　作为工厂最后一代子弟，他们少年时目睹过倒闭和下岗，早就知道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现在想起幼年时代里眉头中间贴着小红心，涂着鲜艳口红的自己在大声唱着的厂歌。依然让人掉泪。

　　多年后的今天，厂歌的旋律依然能脱口而出。那可能就是“故乡”的感觉。”

　　“这也是我找不到归宿感而最终流浪的原因。”

　　“我知道数字生命项目的危险，容易人格分裂，但我还是参加了。”

　　“图研究员或者陌生人，你如果看到这段文字，也就证明这个危险真的发生了。”

　　“希望大家都善待一下我们曾经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