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的冬天，王安石不得不紧急为“农田水利法”挑选主要的负责人。王安石首先想到的是沈括，但他还在老家丁母忧，如果让陛下下诏夺情，反对派的流言蜚语又该甚嚣尘上了。王安石只得摇了摇头，还有谁呢，侯叔献？侯叔献比王安石小两岁，二十三岁中进士，曾任桐庐县令，不知是不是因为踩踏过范仲淹的足迹，而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侯叔献长年奔走各地察看山川地势，吸收治水经验，行事一丝不苟，周到细致，也因为如此，多年来积劳成疾，身体大不如前了。王安石想了想，决定还是明天见上一面再作商议。

　　第二天，侯叔献精神矍铄的大步走进条例司，只是轻微有点咳嗽。王安石忙向前迎接，请他坐下，倒上好茶。

　　侯叔献端起茶碗，轻开口盖闻了一下，忽感清香扑鼻。王安石刚要向他介绍这茶，侯叔献伸手示意他先不要说。

　　“‘小龙团’茶！”侯叔献惊讶的说。

　　王安石笑着说：“我可不知‘小龙团’、‘大龙团’，这是陛下在南郊礼上赏赐给我的。”

　　侯叔献说：“此茶极为珍贵，为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时，在丁谓制作的‘龙凤团茶’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的。只在重大庆典，陛下赏给重臣的。”

　　这时王安石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说道：“不是侯公讲，我确是不知这茶的来历。只是今天请侯公来，我把我家里最好的茶拿来款待罢了。”

　　侯叔献说：“陛下赏赐给王参政，那是陛下彰显支持变法的决心。您给我泡上如此上好的茶叶，莫不是要委臣以重任？”

　　王安石说：“侯公公诚勇毅，所到之处皆有政绩，奸吏、豪强敛缩，天下共知。如今‘农田水利法’有侯公这样的重臣主持才好。只是不知侯公的身体能不能行啊？”

　　侯叔献说：“您不是今天也看到了吗？不行吗？”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王安石也放心的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如此甚好！少不了高山湖泊的一路风雨，再派杨汲和您共同主持吧！”

　　侯叔献愉快的回答：“好！”

　　熙宁二年，条例司任侯叔献、杨汲实施并督办“农田水利法”，擢升都水监，提举沿汴淤田。

　　侯叔献敏锐的发现汴河漕运存在巨大浪费，东南六路每年投入数百万之众，数千里送粮至京师，虽开封军民之粟用饶，而六路之民实受其弊。而沿汴河两岸荒地千里，多有牧马地及公私废田，略计数万顷，常为不耕之地。但汴河两岸的荒地很难利用，其一是，这些地多为盐碱地，无法直接耕种，需要土壤改良；其二是，汴河已经成为了地上河，危险万分，这些荒地也都是为泄洪准备的。

　　侯叔献便给王安石写信，提出如果能将这里的荒地开发出来，京师每年就可以减少从东南六路长途跋涉水路运粮，“均输法”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益。但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最好能再派些水利工程的专家来现场协助。王安石把信递给了刚刚丁忧回来的沈括。沈括毫不犹豫的说：“即可动身。”

　　沈括来到汴堤，下瞰民居，如同在深谷，着实吓了一跳。侯叔献说：“不但水高于田容易溃决，而且汴口年年壅塞，涨落不均，一年通漕只有二百多日，严重影响到了这条最繁忙的漕运通道。”

　　沈括说：“汴河淤泥量大对漕运不利，但将河水中淤泥冲向两岸盐碱地，使碱土变成良田，还能解决汴河治理问题。”

　　侯叔献说：“汴渠的疏浚一直是大宋难以解决的问题。从前多引陂泽沟渠清水入汴，汴道沙行而不积。不知怎么现在已经恶化至此了。”

　　沈括说：“庆历年间，西夏在黄河上游活动频繁，植被破坏严重，黄河携带泥沙增多，加上日久不曾疏浚。”

　　侯叔献说：“那就是冲击汴河淤泥的水量不够了？”

　　沈括说：“正是。”

　　二人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发现引洛河水通汴河是最好的方案。二人便上表朝廷请示，而反对的声音又是此起彼伏。司马光的质疑倒是很务实的，他怀疑两条河流贯川后，高度差不足以让这条人工河水流经行。

　　想驳斥司马光的问题并不容易，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做过地形测量，运河上下游八百四十余里的水流之地的高度差更难测量。而沈括竟然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测量方法——分层筑堰法。测量出京师上善门比泗州的淮口高出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这是一项技术难度极大的准备工作，是地形测量技术上的一个创举。这下反对派们无不感到汗颜，都不说话了。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汴河水利工程正式获批，上马建设。汴河水利工程的两大关键部分，一是淤田，二是疏浚。侯叔献和杨汲、沈括辟大湖、立新堤、开支流，引樊水和汴水的淤泥治理盐碱地。经过数年努力，将汴河两岸荒芜之地变成了数万顷良田。他主持开挖河道、设置河闸调节水量，既利灌溉，又利水运。开河二千余里，大面积改善了当地农田灌溉条件。运河修成功后，名叫“清汴”运河。每年为朝廷节省了一大笔开塞汴口的费用，京师汴堤不再有冲决之患。汴河四时行流，终年可通漕运。更可使京、洛和东南相互交通，便于物资交流。

　　侯叔献回到汴京办差，晚上和沈括吃饭，二人端起酒杯。

　　侯叔献问：“京城都是怎么说‘农田水利法’的？”

　　沈括说：“他们说你淤田淹没了无数百姓的房子和庄稼，他们说你的淤田薄的像纸，不能种庄稼。他们还说西南蛮的兵变也是‘农田水利法’闹的。”

　　侯叔献说：“那也太离谱了吧，怎么联系起来的呢？”

　　沈括说：“他们说你治水破坏了风水龙脉，招来了天神降灾。”

　　二人大笑，举起酒杯：“来！敬他们！”

　　“农田水利法”之所以会遭到强劲的攻击，是因为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就如苏轼给神宗皇帝上的万言书中说的：“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司马光也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而“农田水利法”的成果却是和王安石的意见相符合的——“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这是一种提高生产力的思想。

　　侯叔献回到条例司，见到李承之和王安石，除了汇报“农田水利法”的施行情况，还很关心“募役法”。

　　侯叔献急切的问李承之：“‘募役法’编修的怎样了？”

　　李承之十分不解侯叔献怎么关心“募役法”，但是还是回答：“已经编修了一部分，由于涉及面很广，相公想和圣上再细细讨论。”

　　李承之问道：“青苗钱已经保障了淤田等农田水利项目，和‘募役法’有何关联？”

　　侯叔献说：“农田水利工程量巨大，不能只靠地方劳役完成，主要依靠朝廷的拨付经费招募役建设。但传统的各项劳役也包括兴修水利，都是义务服役完成。干的都是一样的劳动，有人领工钱，有人没工钱，终成隐患！”

　　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李承之是最早认识大宋“差役法”弊端，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的人之一，王安石赞赏有加。为了让新法论证的更加充分，细节更加合理，由李承之编修的“募役法”是所有经济改革中提出最早，颁布最晚的新法。王安石认为侯叔献的建议很有道理，加快了“募役法”的论证工作。

　　各项新法之所以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固然和改革派的君子们不畏流俗之言，坚持用科学与坚韧的态度顽强推动有关，而制置三司条例司把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及时跟上也是至关重要的。前车之鉴，“庆历新政”前后持续不到一年，原因就是改革措施不成体系。一项新法颁布，新法与原有体系不衔接，又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改革措施跟进配合，这样的改革只能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