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注定不会风平浪静，“均输法”也不过是投石问路。哪知道一颗小石子儿激起千层浪，弹劾奏表一浪接着一浪。“均输法”变地方无偿上贡为政府采购，不仅为地方政府和百姓减轻了负担，还让朝廷实现了盈利。但即使这样，薛向还是被人劈头盖脸的指责。

　　神宗皇帝指着成堆的弹劾奏章，对王安石说道：“这怕是能堆满整个条例司。”

　　王安石拿起一道奏章浏览一遍又扔下说：“这才刚刚开始，一个条例司哪够装的？薛向是栋梁之才……”

　　神宗皇帝打断他说：“能让你们看到这些，朕岂能不知？放手去做吧，面上的平衡朕还是要做的。”

　　一天清晨，吕惠卿拿着刚设计好的一份文案交给王安石，两人都神情严肃，默不作声的看着纸面。“均输法”无疑是一项既有可操作性，又可革除时弊的新法，但就其影响面而言可谓微不足道。一年的贡品能有多少，更何况只在东南六路。而此时，二人正在研究的新法案可是影响全天下的农业制度，史称“青苗法”。

　　“青苗法”便是针对如今的常平仓和广惠仓的作用已名存实亡的现状而制定的。常平仓和广惠仓的作用是在丰收年高于市场价大量买进粮食，提高市场粮价防止米贱伤农；在欠收年间低于市场价卖出，降低市场粮价防止粮贵伤民。但这项制度的先天不足是两仓都没有盈利能力，需要中央财政拨付。

　　曾布说：“这些年中央财政干什么的钱都有，就是没钱做这些正经事，两仓成了空设。由于对两仓没有盈利要求，地方政府的随意性就更强，地方政府还和大商人勾结，借机敛财。”

　　吕惠卿解释说：“良心坏了的地方官在欠收年把常平仓的粮食低于市场价卖给大商人，丰收年再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从大商人那里买回来，百姓得不到半点实惠，还把朝廷仅有的一点民生投入‘化公为私’了。”

　　王安石说：“那不是官绅与地主上下其手，联合盘剥百姓吗？”

　　吕惠卿说：“那可不是嘛！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只有地里的青苗，度日维艰。农民家中没有粮，常平仓、广惠仓也没有，只有大地主家中有，但他们不肯按市场价出售，只贷给穷人，利息在百分之百或更高。等到农民地里的庄稼成熟了，连本带利还上。如果还不上，就是卖儿卖女也没用，大地主不稀罕平民家的儿女，他们看得上的是百姓家的土地，相应面积的一块土地就归地主了。渐渐的自耕农都成了佃户，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

　　曾布说：“这些地主的土地通常都是大官僚的家产，此前对官僚的家产是有大幅税收优惠的。随着官僚地主的土地越来越多，国家能收税的土地就越来越少。”

　　“青苗法”旨在抑制土地兼并。灵活地将常平仓和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明确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贷给农民，农民就不用借地主的高利贷。百分之二十的利率除维持常平仓和广惠仓的持续运营外，还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农民不再受地主的高利贷盘剥，化解随时失去土地的风险，确实可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问题也和“均输法”类似，国家利益保障了，平民利益保障了，但这些好处原本都是要进官僚地主口袋里的，现在他们没有了！

　　这块巨石从天而降，砸入水面，震动是可想而知的，连王安石也害怕这样的震动会震塌东海龙宫。王安石拿着吕惠卿送来的文案沉思良久，他还是把文案送到了苏辙手中，并一再叮嘱：“先内部商量，发文之前不要向外界透露。”哪知苏辙拿到文案看后，连反对都懒得反对了，直接要求辞职。

　　王安石略有不解的问吕惠卿：“苏辙家也不是什么大地主，他担心什么？”

　　吕惠卿道：“苏家兄弟这是在为致仕做准备呀！大宋朝只能科举取士，即使宰相也荫不过两代。唯有为官期间获得的土地可以代代相传。‘青苗法’抑制土地兼并就是在扼杀他们为官之利呀！”

　　曾布说：“现在知道知谏院范纯仁为什么那么不像他的父亲范文正公了。文正公致仕后在苏州购得良田千亩，作为范氏义庄的家产，供家族婚丧嫁娶、子嗣修学。为了范氏家产，范纯仁也会激烈反对吧？”

　　吕惠卿说：“咱们现在就如同汉景帝时期晁错的‘削藩策’，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无论我们怎么做，他们除了反对还是反对。”

　　熙宁二年（1069）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了“青苗法”。规定：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自愿到当地常平仓司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十户以上为一保，互相监督。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每次可最高借十五贯，末等户只能借一贯。当年借款随夏秋收归还，每期取息二分，可钱可粮。遇到自然灾害可以免息，只还本金。政府向各路常平仓司提供一千五百万贯钱或等价粮作为初始本钱。

　　司马光和欧阳修等人对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意见很大：“这不就是政府榨取百姓血汗吗？天下财富有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国家。国家财富增加了，一定是民间减少了。”按二分法分析，司马光的论断没错。

　　王安石说道：“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要利息，不要利息不若直接白送。然而不能白送，需要收二分利息，为什么呢？只为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还怎么惠民？况且还有官吏之俸，漕运之费，水旱之补，鼠雀之耗，无二分息可乎？”

　　王安石把社会分成了三层：国家盈利了，平民也受益了，中间层大官僚地主他回避不谈了，当然是减少了！王安石实际是损害了社会某个阶层的利益。这样一折腾，富弼就向神宗皇帝提出辞职了。

　　“平心而论，‘均输法’和‘青苗法’比‘庆历新政’中范文正公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要具有可行性的多，体系性更强，势必效果也更好。”富弼话锋一转，“但‘治大国若烹小鲜’，完全经不起折腾，啥好政策都可能被执行的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根本就无法对后果进行预测。”

　　但神宗皇帝现在根本不想听这些话，问富弼：“卿即去，谁可代卿？”可谓答应了富弼的辞呈。

　　富弼略显失落的答道：“文彦博。”神宗皇帝不说话。

　　神宗皇帝默然良久后问：“王安石如何？”富弼不说话。

　　富弼罢相，曾公亮拜昭文相，陈升之在王安石的举荐下拜集贤相。

　　为此，司马光向神宗皇帝进言：“富弼老成持重，怎么能让他离开呢？”

　　神宗皇帝说：“富弼为相这么多年，成绩在哪里？”司马光默然。司马光本想说：“国家现在还没有翻，就是成绩！”但司马光没开口。

　　范纯仁、苏辙、司马光、富弼、欧阳修都在形而上的讨论新法是不是在争利，是不是桑弘羊那一套敛财之法。没有仔细论证新法是不是在利国利民，利在哪里，弊在何处。没有去设计细致的规章制度，确保执行过程能最大程度的兴利除弊。神宗皇帝现在对他们这一套言辞颇为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