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从开封到黄州走了半个多月,黄州远在湖北,生活条件远远比不上开封,也比不上他曾为官一方的杭州、徐州,甚至连他的老家眉山都不如。刚来到黄州的他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只能暂在黄州的定慧寺居住。寺院的主持对他一家很好,他们就和寺里的僧人一起用斋。
到达贬所,要向当地的知州谒告,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程序。黄州知州很礼貌的接待了他。寺庙里的僧人和衙门里的官吏,没有人羞辱、刁难他,这些都让他感到了温暖。虽然是贬官,但仍然须要上谢表,他必须明白这不仅仅是“上谢表”,而且必须是规范的“谢上表”。这次他再也不敢怀有任何侥幸心理——陛下不看,他也不敢再有任何牢骚,他规规矩矩的完成了谢表,踏踏实实的在黄州待下了。重获新生,也值得庆祝一下,他写了一首《初到黄州》。
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这时的苏轼只是把“自笑平生为口忙”当作自嘲,他还没有真正想过这一切的根源。在整个文化传统中,人们普遍认为才华和政治能力是统一的,有才华的人必定也能成为政治家。苏轼是有才华的,周围人和他自己从未对此产生过怀疑,所以也理应成为政治家或者就是政治家。而回望这大半生的漂泊,最后还落得下狱,勉强逃生,残酷的现实让他不得不认识到,那样的等同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现实中的自己是不太了解政治的,也不太懂得行政管理。这样的参悟是痛彻心扉的,但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参悟,他的心中便开始不断的涌出“情愫”,这些情愫在黄州这个心远地偏的地方无处安放,便慢慢的融入到他的篇篇不朽之作中。
起初他是孤傲的,他在《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写道: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此刻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可以读出内心的苦涩,怎能不苦涩?从四川眉山的小地方,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过科举、制举的选拔,得到欧阳修、韩琦、张方平等高官学者的赏识,成为大宋朝大有前途的官员。然而,就是一篇牢骚就深深的陷入到这无边的苦涩中,当初的那一张张媚媚的笑脸,那一躯躯不吝尊严的欠身都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他还需要找吃的,和他一样也需要找吃的是他睡觉地方的蛇,这让他的内心怎能不苦楚?但这道坎儿他必须迈过去,寺庙里最不缺的就是佛经,也可以和僧人探究佛理,可以用悲悯的佛音去抚慰伤口。
《西江月》苏轼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显然能把一切看作梦,苦难就没有那么深重了。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即使把苦难看得不再深重,苦难仍在那里,苏轼需要进一步看透这一切。而真正帮助他参透这些的,是他身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朋友。这些底层朋友中有侠义之士,也有卖药的、卖酒的、种地的。苏轼就常常和在树荫下休息的老农攀谈,他也学会了多听少说话。
苏轼曾问老农:“老先生,‘青苗法’便民吗?”
老农反问:“什么是‘青苗法’呀?”
苏轼说:“官府向百姓贷钱,夏秋两季还利息。”
老农说:“那有什么不便的呀?我们家也贷过。要不然我家这地都不是我家的了。种自己家的地,心多踏实呀!是不是?”
苏轼问:“那利息还得上吗?”
老农说:“四分利,受官府保护。如果还不上,还有谁贷的利息能还上呢?”
苏轼接着问:“如果不愿意贷,官府会强迫吗?”
老农说:“您是不知道啊,并不容易贷到!我是老了,很多丁户多的,都想方设法的多贷,拿到这钱有的进城里可以周转货物,有的在田地修水利,修完水利官府还给奖励,地里的庄稼灌溉好了,钱也不需要自己垫。”
这和自己在朝廷,当知州时听到的都不一样。如果不是这次被贬官居无定所,他也不会遇到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即便是路过州桥他也不会去和市井攀谈,即便是在杭州也不过是去望湖楼写诗,眼中的都是盛景、美景,听到的都是富商大贾、官员的声音。这些说话的人再也不能放出高利贷了,官员之家还需要交助役钱,他们对新法的意见都很大。现如今走出了那个洞穴,不得不直面底层百姓,看到的竟然是另外一番景象。
苏轼也从骨子里反省,他作为一个通过自己努力而成为大宋官员的人,作为社会的优秀分子就应该受到特别的优待。但“乌台诗案”改变了他,他认识到这些社会底层的百姓是多么值得同情,在世态炎凉的悲情世界里,是这些底层百姓给了他温暖。苏轼变了,他变得更加同情底层的百姓,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也开始逐渐理解了他的前辈王安石。
更让苏轼有了新的认识的是大宋此时就是一副“盛唐气象”,他写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就是自己一直抨击的新法?大宋的新政不是像司马光说的那样,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至少苏轼在相对落后的黄州看到的不是那样的景象。而元丰年间丰收的盛世,正是熙宁年间的新政直接开创的。
他在《答李端叔书》中作文:“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他谈到木有树瘤,石有条纹这些都是病态美,他更想说的是他的诗文很美,而他以前作文似乎没有载对道理。他检讨过去的自己总是对并不清楚的政策、是非议论的滔滔不绝,而这正是自己的弱项所在,他甚至还在这样的表演中收获快乐。在黄州的日子里,苏轼认识到了这些,实在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也许这段经历也是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过程,从而克服了认知上的偏见。从这点上说,苏轼又是幸运的。
苏轼在朋友的帮助下,在黄州城东门外的一块坡地上开始了并不能养活自己的耕作。他真正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依靠朋友、身边人的接济。但他发现现在人们愿意帮助他,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高官,什么蜇龙,而是因为人们喜欢他写的诗文。一个有才华的人未必能成为什么政治家,但却一定能成为诗人。从此,苏东坡就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虽然在黄州的日子里,苏轼没有见过王安石,但苏轼却开始了和王安石的神交。苏轼不知道的是,王安石在退居金陵后读了很多他的诗文,常常拍案惊奇,赞不绝口。从此,他俩无论是见与不见,都只剩下相互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