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庆历新政”已没有留下一片云彩，仿佛它从没有来过。五年前，范仲淹的离世备极哀荣，仁宗皇帝亲自题写的碑额，谥号“文正”。只有儿子范纯仁知道父亲的哀伤，在那场政治漩涡中，范仲淹等革新派的正人君子们在朝堂之上，就如同一只只苍蝇被赶来打去，在各个遍体鳞伤之后惨淡收场。

　　此时韩琦和富弼都回到了中书，但他们都已经变得沉默寡言，轻易不再说话。韩琦考虑在老家多买点地，日后在官场疲惫了，回家养老可以滋润一些。欧阳修喜欢读书、金石研究、写文章、弹琴，打算在文学方面多做些工作。他也确实成功领导了大宋诗文的革新运动，一改宗法晚唐李商隐的“西昆酬唱体”——一味追求清丽的诗风。开始认识到李、杜诗作才是唐诗的高峰，提出了“词穷而后工”，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欧阳修在诗文中排解了他在政治中的苦闷。

　　在他读过王安石的诗文后曾作《赠王介甫》以评价，这篇诗作也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新诗文运动的标杆——诗追李杜，文追韩柳。诗文写的非常谦虚，完全没有文坛领袖的傲气，甚至表达了些许对这个后生的仰慕。

　　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

　　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

　　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

　　相逢罇酒曷留连？

　　把王安石诗文水平提高到了李白、韩愈的高度，这是极高的评价。王安石也回赠了一首《奉酬永叔见赠》，表明自己的志向与感谢之情。这个后生的答和表面谦虚，实则张狂，大有鸿鹄之志不被人知，也不屑让人知的意思。

　　奉酬永叔见赠

　　欲传道义心犹在，

　　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

　　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

　　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

　　嘉篇为贶岂宜蒙。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就是由欧阳修主持的，还有一个著名的副主考梅尧臣，被称之为宋诗的开山鼻祖。这年录取的士子更是在大宋朝廷上大放异彩。

　　这一年经过寒窗苦读的曾巩终于考中进士，曾氏家族考上的还不止他一个，他的弟弟曾布、曾牟，堂兄曾阜，一门四人同科及第，曾布还成为了大宋宰相。也许嘉祐二年的这次科举是个好兆头，此后十年间曾氏同门十人考中进士。

　　这一年程颢、程颐兄弟考中进士，建立了理学派，流传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学家张载也考中进士。

　　这一年章惇、章衡叔侄考中进士，不巧的是侄子章衡考中了状元。倔强的叔叔章惇一气之下，回家重考去了，两年后取得了甲科第五的好成绩，最终也高居宰相。

　　这一年苏轼、苏辙考中进士，但他们的名次都很靠后，给的官都比较小，两人都没去做，回家准备制科考试了。两人一位成了翰林学士，一位成了宰相。

　　这一年录取的也有日后在政坛上风波四起的邓绾和吕惠卿……

　　只是这时的他们谁也预料不到，就是他们这一群才华横溢的青年，不久将分成两派，为不同政见在朝廷上厮杀的你死我活。他们把浑身的才华用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上。但历史似乎就是专门捉弄他们的。许多年以后，他们在那场残酷的争斗中，谁说过什么，谁反对过什么，统统没有人记得。人们记得的都是他们在心灰意冷离开朝廷之后，重新拿起文学之笔，用他们的才情著写的妙手文章。

　　欧阳修主持完这场永载史册的“龙虎榜”科举后，就要去就任权知开封府了。别看欧阳修劝王安石任京官说的义正严辞，他自己却实在是不想去上任。开封府的事务件件头疼，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简单说就是，在开封比权知开封府官大的多了去了，很多事都让父母官很为难。这一点倒还好，欧阳修还有翰林学士的头衔。再就是，现任的权知开封府是包拯，口碑极好，受到了百姓的普遍赞誉。包拯已经被赞誉成了天花板，这下一任的官儿还怎么当啊？但在韩琦和富弼的一再鼓励下，欧阳修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开封府的地位特殊，名义上的主官是开封府尹，知开封府。但已形成惯例，开封府尹只有亲王可以担任，并且已有不成文的规定，开封府尹是亲王册封太子前的最后一任官职。因此，普通文官成为开封府主官时，官职都为权知开封府，意思是实际官阶未达到而主持工作。

　　嘉祐三年（1058），开封府来了一个推官——司马光。“曲野河西地”事件过后，司马光在庞籍的庇护下并没有被追责。官阶还升了，来开封府做了推官，主管司法刑狱。自从司马光来到开封府，每天就如同腾云驾雾一样不踏实。司马光就适合去现在包拯主管的部门——御史台，用嘴巴提意见就可以的地方。处理实际政务让司马光精神极为痛苦，他能做的就是把藤床搬到办公室，把工作态度做足。还是非常佩服司马光，赶紧找各种关系，把自己调离这个不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不久司马光就调到了三司度支勾院。虽然这项工作也需要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但是还是比在开封府主管司法刑狱要强得多。

　　嘉祐三年的王安石也在开封，心不甘、情不愿的就任群牧司判官。群牧司判官虽然是判官，但是实际的一把手。大宋的群牧司曾隶属于中书，现在的群牧司隶属枢密院，群牧司使一般由枢密使或枢密副使兼任，但他们在枢密院的公务比较繁忙，小事基本不过问，在和平年代也不发生什么大事。王安石出差很多，看看各地马场的情况，马匹的配置情况，马匹的饲养情况，马匹的繁殖情况。这段时间还是让王安石感受到京官挺难做的。

　　各地马坊的养马监工作都极难开展，朝廷的拨付根本就不够用。三司财政缺口日益增大，枢密院养兵的钱都不够，只能在养马上苛扣挤压。祁连山下的牧场都已经归西夏了，西夏控制着良种马的进贡数量，吐蕃进贡的也越来越少了。各地养马监都需要想办法维持马坊正常工作。虽然王安石也能看到有一些拨付经费充足的马坊饲料有以次充好的现象，但绝大多数马坊都是资源不足。这些养马监只得把一些马违规租给富人，用这些钱购买饲料，维持马坊运行。这些问题群牧司根本解决不了，都只能把责任压给下面的马坊，让他们自己解决。这些养马监只得一面穷尽办法，一面被群牧司骂得狗血淋头。而王安石也只能摇摇头，谁让自己揽了这么一个艰辛的苦差事？想想自己又没有三司的财政资源解决问题，性格上又不能像群牧司那帮刻薄的官吏那样，苛刻的对待基层，王安石真是懊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再坚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