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推行新法更艰难的是推行新法的人，只要支持新法的人都被披上了道德低劣的面纱。因为吕惠卿驳斥了司马光的“萧规曹随”，吕惠卿就被定义为了小人。改革派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想想改革将触动哪些人的利益，就不禁令人胆寒了。大宋延续百年，皇亲国戚无数。不要说皇族远亲，就连太后、亲王的利益被触动，他们也会迸发愤怒的火焰。因为这个帝国是他们的，也不是他们的，归根到底不是他们的。一日，王安石上朝时在开封大街上被聚集起来的皇族远亲密密围住，用半乞求半威胁的口吻说道：“王相公就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李定闻言，说道：“是啊，这些皇亲国戚除了勾结商人囤货居奇，勾结豪强放高利贷，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曾布说：“大宋科举取士，除了赵宋皇室大宗一脉哪里还能门阀世袭？连荫个官都未必能有个差遣。如果断送了士大夫们兼并土地或成为商业巨鳄的财路，为官的不安就成为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致仕回乡，积攒钱财、兼并土地就是他们获得家族安全感的唯一寄托。”

　　这时，突然有一个年青人说道：“也不都是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满朝官员就算自己甘愿为大宋鞠躬尽瘁革新除弊，但当着这个升朝官谁敢不为自己的上级发声，敢不为了占了半个开封的皇亲国戚发声，敢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得罪整个‘士大夫’群体？”

　　王安石本没有听他们的议论，只是因为有一个陌生的声音说话，他便走了过去。李承之见王安石走了过去，也忙走了过去。李承之向王安石介绍：“这位就是我曾向您提起过的章惇。”

　　王安石笑着说：“章公的经历真是传奇啊！奉世常常说起公有经天纬地之才。”

　　章惇不好意思的说：“哪有奉世说得好？蹉跎了半生岁月罢了。”

　　二人谈论了整整一天，王安石心生欢喜，真是相见恨晚。他发现这个章惇理性的惊人，具有务实的才干。王安石便任命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章惇不胜感激，暗自决心要用自己的才学报答王安石的知遇之恩。

　　不断有高水平的人才加入改革的队伍，王安石的焦虑也有所减缓。但改革的困难就在那里，并没有因为人才的加入而减小。面临如此艰难的困境，神宗皇帝的支持显得弱不禁风，神宗皇帝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决定为改革派做点什么。神宗皇帝便把反改革声音最大的枢密使文彦博请来，希望能把两派的矛盾化解一番。

　　神宗皇帝问文彦博：“东明县知县贾蕃是文枢相的学生吧？”

　　文彦博大惊，正要解释，神宗皇帝摆手示意他不必解释：“东明县事件和文枢相没有关系。朕已诏令，东明县事件不得再深究，都是知县试点新法不当，乡民不懂程序所致。”

　　文彦博擦拭着额头的汗水，说道：“谢陛下！”

　　神宗皇帝接着问他：“新法都在维护百姓的根本利益，为什么都要攻击新法是侵害百姓的恶法呢？”

　　文彦博立刻镇定了情绪，说道：“新法是维护了百姓的利益，攻击新法侵害百姓确不属实，但说新法是恶法却不虚。”

　　神宗皇帝说：“哦？那看来卿等都是以百姓的名义对新法进行指责了？”

　　文彦博说：“新法没有侵害百姓的利益，但新法侵害了士大夫的利益。”

　　神宗皇帝便问：“那文枢相更关心士大夫的利益？”

　　文彦博毫不隐讳的回答：“陛下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和百姓共治天下。”

　　神宗皇帝沉思良久。因为新法损害了士大夫的利益，所以就抨击它是恶法。至于是不是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无关紧要。文彦博的直率是应该被赞扬的。但为什么把士大夫和百姓对立起来的人却没有被定义为奸邪？恐怕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个世界什么时候能够轮到人民百姓发出声音？发声的权力掌握在士大夫的口中，他们通常以人民的名义欺压人民。

　　反对派针对新法自是站不住脚，就往往针对人。吕惠卿就因为反驳司马光史学上的错误，而被说成是奸邪。为此，吕惠卿很不服气，说道：“有理不在声高，各抒己见有理有据的陈述观点，不是司马光一直要倡导的吗？怎么我来说道理的时候就不行了？看来规矩都是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才拿出来讲的。”李定和邓绾就劝他，想想他们二人的遭遇，吕惠卿又算得了什么呢？

　　李定登进士第，为定远尉、秀州判官。这都是甲科进士正常的仕途升迁节奏。熙宁二年（1069），被御史台高官孙觉举荐至京师。就因为李定把自己的真实所见向朝廷做了汇报，正面评价了“青苗法”，就被定义为奉承王安石的十恶不赦的小人。

　　神宗皇帝任命李定拜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但朝廷的敕书就是发不下去，三位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封还制书，这三个人还被士大夫们称为“熙宁三舍人”。

　　神宗皇帝无奈的说：“如果李定所呈不实，完全可以用事实去反驳，何至于此呢？”

　　苏轼一直都是攻击新法、攻击改革派的急先锋。苏轼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攻击李定的事件上立“奇功”。关键是陛下说了，要用事实去反驳，那就要去搜集能够反驳李定的“事实”。机会还说来就来，苏轼有一位僧人好友，人称佛印禅师，法名了元。了元不了缘，此人在尘缘中与李定有旧。可是既然了却了尘缘就一心向佛，度化众生不就好了吗？可是佛印大师是身在佛院，心在尘世。他想为他的朋友苏轼在仕途上出一把力。

　　佛印说：“我能帮你扳倒李定，攻击王安石。”

　　苏轼说：“你？靠念诵《大般若经》吗？”

　　佛印说：“我可能是李定的弟弟。”

　　苏轼惊诧道：“你不是俗姓林吗？”

　　佛印说：“我的生母仇氏，可能是李定的生母。”

　　苏轼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是‘可能是’？”

　　佛印说：“这就是关键，无法查证就是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

　　苏轼说：“那到底是还是不是？”

　　佛印说：“可能不是。”苏轼不说话了。

　　佛印接着说：“仇氏过世，李定未服丧。”

　　苏轼说：“仇氏不是李定父亲的正室，又不能确定是不是李定生母……”

　　佛印说：“出家人不打诳语，点到为止。”

　　苏轼想了想，就把李定不为“生母”丁忧的事情上报给了朝廷。这件事苏轼也认为捕风捉影、毫无根据，但苏轼却这样做了。苏轼、苏辙为什么一定要成为王安石改革的反对急先锋呢？或许是苏氏兄弟的制科考试后，王安石作为知制诰不肯写敕书，犹如今天的“熙宁三舍人”不肯给李定写敕书一样。更或许是苏氏兄弟一直是太后欣赏的才子，他们不愿意去违背太后的意愿。

　　一波一波的人派去李定的老家扬州调查，无论怎么查都是捕风捉影，查无实据。反改革派脏水没有泼到脸上就是觉得不舒坦，他们开始炒作另外一件事：有一个官员叫朱寿昌，生母是小妾，生他之后可能受家族排挤就回到原籍了，母子分离几十年没见着面。朱寿昌是个大孝子，发誓要找到他的生母，把官辞了到处寻访，最后母子重逢。反改革派听说这消息群情激昂，纷纷赋诗称赞朱寿昌的孝子行为。苏轼专门为这个诗集写了一篇序，大力褒扬天下有这等孝子。无非就是李定说了“青苗法”好，就被这般侮辱打击。但这个世界一条不变的铁律就是“自作自受”，所有人都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邓绾比李定好不了多少。邓绾进士及第，并且是当科的省元。因为说了新法好，熙宁三年（1070）被王安石召至京师，任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这是反改革派万万不能接受的，赞成新法就是大逆不道，而且赞成新法后还能升官，就比李定还要可气。对邓绾的嘲笑与辱骂不绝于耳。邓绾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邓绾错就错在把本是一句气话说了出来，而这句气话却是每个官员的心里话。他们谁不是这么想的？可是人家都不说。苏氏兄弟在老苏的带领下，对人品低劣的三司使张方平赞不绝口时，难道不是为了当个官？司马光对宰相庞籍宛若父子的时候，难道不是为了日后的政治地位？可人家都不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