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则不然，这位年青人一路成长的顺风顺水，骨子里就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性格。韩琦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宋夏的边境线如此之长，按照范仲淹的策略需要太多兵力长期驻守。长期的消耗战大宋的国力恐难以为继。他主张用五路大军，合围夏军主力，一举歼灭之。

　　也许范仲淹没错，韩琦也没错，只是视角不同，侧重点不同。

　　韩琦便派尹洙去做范仲淹的工作，要求他支持这个决战主张。范仲淹看到昔日好友尹洙的到来，只是生活上好招待，谈新文学创作时滔滔不绝，但在战略讨论时据理不让。尹洙经过半个月的劝说无效后，愤然拂袖而去，摔下一句话：“不要忘了是谁举荐您来陕西建功立业的！”范仲淹默然，但仍不为所动，因为在他眼中个人的小义和国家的大义是不能对等的。

　　见尹洙无法做通范仲淹的工作，韩琦无奈，只好去找他们的主官陕西经略招讨使夏竦。韩琦也算是突然造访，一到夏竦的大营，夏竦立马使眼色让眼前多姿的舞女们退下，自己也端坐下来。韩琦将自己的战略和范仲淹的态度向夏竦进行了汇报。

　　夏竦立刻开始挠他的头发，“韩将军，您别着急，坐下喝口水。”而此刻的夏竦内心盘算着，“守，守多久，我要不要也在这里守？我也在这儿不行，太苦了受不了。我不守，回去，回去是否交得了差？攻，攻败了怎么办？回去就成了罪臣。”这算盘打的噼里啪啦响，当然这响声是不会从这老狐狸的肚子里传出来的。

　　“兹事体大，不可不慎！”一句废话，韩琦当然知道。“此事恐需圣裁！”这老狐狸，直接把问题交给上面去了。

　　“夏公何日面圣？”韩琦迫不及待的追问。

　　“此事必须足下亲往！”夏竦可不想去趟这滩浑水，无论什么后果他都不想承担，他继续甩锅，“韩公有所不知，宫中吕相、晏相素与夏某有隙，定度吾为之争功，阻其议。”

　　纯粹是胡诌！韩琦也不是不知道他就是不想担责。晏殊哪里会以私人恩怨去影响国家大事？晏殊的多项强军建议都被仁宗皇帝所采纳，是国之重臣。无奈之下韩琦只得以招讨副使的身份赴汴京呈报。

　　韩琦到了宫中就更热闹了，仁宗皇帝召开了御前会议，大家各抒己见。朝廷上有气节的有之、纵横捭阖的有之、夸夸其谈的有之，就缺能办事的。有说攻的，有说守的，有说攻守兼备的。可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今天的会议说攻的声音大，陛下就说攻好；明天说守的声音大，陛下就说守也好。

　　几经彷徨，陛下终于做了决定：把韩琦呈报的五路大军合围夏军的建议削减成两路大军——韩琦的泾原路和范仲淹的鄜延路。言外之意，朝廷不补充一兵一卒，只有西北军参战。似乎这场战争只是西北军的战争，和整个朝廷没关系。圣上裁定：两路大军今冬找寻西夏主力，与之决战。

　　这是朝廷惯用的伎俩：基层呈报问题，迟迟给不了意见；要基层解决问题，但又无法配置资源。不知百姓和基层身上背负的这个朝廷究竟有什么用？这种大打折扣的批复让韩琦的心凉了一半，之所以还剩下一半没凉是因为按照朝廷的批复，范仲淹的军队也必须参加此次军事行动。

　　范仲淹收到汴京的命令后，感到事态不好。他倒不是畏战，只是感到现在双方的军事战力悬殊，不是决战的时候。他也赶忙给仁宗皇帝呈表：“以宋军之实力不适合决战，宋军没有足够数量能征善战的武将，多年来军队建设跟不上，将士的军事素养欠缺。再则，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物资补给条件不好。如果陛下一定要决战，那最好不要冬天打，我们等到来年的夏季打，冬季汉人忍受不了寒冷，西夏占优，西夏忍受不了夏季酷热，大宋占优。当然，能不打最好还是以防御为主。”

　　仁宗皇帝看了范仲淹的呈表，微微点头，便递给左右传阅。朝廷重臣们看了范仲淹的呈表也觉得很有道理，纷纷发表意见支持范仲淹。完全忘记了，几天前他们面对韩琦的呈报时也是这副积极支持的态度。既然大家都同意范仲淹的意见，仁宗皇帝只得“从善如流”。朝廷新的作战指令是：“范仲淹防守，韩琦进攻。二位将军按照积极防御与积极进攻两种军事方案进行。必要时相互策应。”

　　韩琦五路大军攻夏的建议，经皇帝第一次“圣裁”之后就裁成了两路大军，现在经皇帝第二次“圣裁”又裁成了一路。韩琦的军事方针彻彻底底的回到了原点，这期间所有的工作都白费了，心中的苦涩难以言表。

　　历史就爱开这悲伤的玩笑。要说守，采用范仲淹的战略，以经济制裁为主，打稳固的防御战，或许西夏拖不了太久就垮了；要说攻，采用韩琦的战略，集中优势兵力，寻找夏军主力决战，也会让西夏元气殆尽。然而，此时此刻没有人能预料到这荒唐的“圣裁”会把西军带向何地。